第3节

  第二天中午,我请静子出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吃午饭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以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约见静子,这身份注定我会一反以往的消极态度,变得“积极主动”地打探幼儿园里的秘密。从静子反映的情况看,我更加肯定她是“局外人”,对腾村正在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并不知情,对我别有用心的探询也没有过多的防备心理。她几乎是“自动”告诉我:园里有个女孩得病死了,让她很伤心。我问她孩子得的是什么病,她说:“好像是霍乱。”

  我说:“你里面不是有医院吗?医生怎么说的?”

  她说:“他们就说是霍乱。”

  接下来,她第一次明确告诉我,医院里有什么人:有四个女护士,一个男院长。我问:“院长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吗?”她说:“不是。”那么会不会是我前次远远见过的那个偷窥我们的年轻小伙子呢?我这么想着,并巧妙地发问,她又说:“不是的。”她告诉我,院长叫解之三郎,我上次见过的那个人叫小野,是腾村的警卫,等等。

  正是从这次谈话中,我彻底弄清楚对面楼里有几个人,他们的名字、职业、关系。交谈中,我突发灵感,问她:“你想不想讨好一下你的上司?”她说:“我的上司?谁?”我说:“你刚才说的腾村先生啊,我想他一定是你的上级。”她默认了,问我:“你打算让我怎么讨好他?”我说:“我认识一个郎中,是专门治各种疑难杂症的,他曾让好几个瘫痪在床的人都站了起来。”“真的?”她很惊喜。我想,有门了,她一定会努力促成这件事。果然,她答应我回去问问,明天给我答复。

  林婴婴听说这事后,也觉得我想了个好办法,有可能让我们破掉“铁桶阵”,入虎穴去瞧瞧。我们甚至找到了一个老郎中,让老X(林婴婴司机)去向他现学了两招,准备让他到时扮成郎中进去与腾村进行“历史性会面”。但是,第二天静子通知我,腾村不领情,让我别张罗此事。她是打电话告诉我的,当时没有多说。事后我才知道,为此静子第一次去对面楼上拜见了腾村,腾村给她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,当着我的面骂他道:“什么大教授,我看是个老流氓。”

  话里有话!

  在我追问下,静子才羞涩地告诉我,腾村对她“动手动脚”的。我嘲笑道:“看来他需要的是女人,而不是医生。”静子不语,我又说:“换句话说,他是想让人陪他上床,而不是让人帮他从床上站起来。”我有意这么逗她开心,希望她给我多提供一些他们见面的细节。断断续续的,静子大致把他们见面的情况都跟我说了,其中有一点让我很意外,就是:腾村的脚病既非天生残疾,也不是后来得了什么病,或出了什么事故,而是他自己一手弄断的。

  原来,他年轻时是个采花高手,那时候日本刚流行跳交谊舞,他从十五岁起便经常出入各种交际舞会,他舞跳得很好,加上出身名门望族,姑娘们都迷他,每次舞会结束总有姑娘跟他走。静子说:“也不知他是吹牛还是真的,反正他说他在二十三岁之前,已经跟上百个女人缠绵过。有一天他恨透了自己,再也不想过这种声色犬马的生活,他立志要做学问,要当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大科学家,便自己动手,用平时修剪胡须的剪刀剪断了自己的脚筋,强行把自己关在家里,足不出门。”

  我说:“好一个悬梁刺股的有志青年!”

  说真的,当时我并不信,静子也不信,但后来种种事实证明,这是真的。他真是个疯子!也许天才和疯子本来就是一种人,他就是这样一种人:游走在天才和疯子之间,一面是天使,一面是魔鬼,就看你是站在哪一面,怎么看他。

  这天是星期天,我和静子吃完饭后,照例去找了家客栈开了房间……从那一回开始,我们总是这样度过这一天:从饭店开始,到客栈结束。这是我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,但有什么办法?自从被林婴婴“发展”后,破掉幼儿园“铁桶阵”成了我的使命,我必须把静子哄好、养到家。我把肉体交给了撒旦,为的是殉道、就义:往小的说,是为了让那些孩子(还有四十九个)的生命得到拯救,往大的说是为了拯救我们中华民族。腾村这个疯子,像另一个疯子——希特勒——想把犹太人灭掉一样,想让我们炎黄子孙永世做他们大和人的走狗,为了粉碎他的痴心妄想,我愿意,我们都愿意,让我们的肉体去做包括死在内的任何事。

  这一天,我离开静子后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,如果说之前我对完成我的使命毫无信心的话,那么之后我是有了一些信心的,因为我发觉静子对腾村不怀好感。这一点对我很重要,至少在心理上,我在静子面前不再像以前那么畏手畏脚,不敢过于深入地探问情况。我也许是个过分谨慎的人,工作经常因为谨慎陷入僵局,这天分手前,我大胆又隐蔽地迈出了一大步,以“据说”的方式向静子表示:她手下的孩子不是日本人,而是中国人。静子断然不信——不信才好,如果她知道这情况,就说明她是同谋,以前我们对她的判断是错的。让我更称心的是,她没有追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,而是拿出种种证据否认我,说服我。显然,她没有怀疑我。那么我想,既然这只是“是非”之争,下一步我的任务就是去收集一些说服她的证据。有一点是很明确的,之前我已同林婴婴达成共识,就是:让静子确信那些孩子的身份真相,这是第一步,必须的,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向她揭发腾村在搞的阴谋诡计——这应该是第二步,第三步当然是得到她的帮助。

 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,使我的工作计划被迫停止下来。首先,我们接连遇到了几件麻烦事,第一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星期天,我和静子分手后,在回家的路上,看见满大街张贴着捉拿老A的通缉令:

  高宽,原名张卫国,1907年出生,浙江江山人。身高五尺七,体形偏瘦。当过演员,曾主演过《四万万》《白蛇传》等多部电影和话剧。1933年加入共匪,长期在华东从事地下叛乱工作。1938年到重庆,在周恩来身边工作。1939年被派回上海,出任共匪上海市委组织部长。1940年6月调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前委书记,人称老A。

  通缉令上有三张图片,两张是过去电影海报上复拍下来的五寸照片,年轻、英俊,一定能唤醒很多人的记忆,因为那曾是两部红极一时的电影。但海报上的样子毕竟是“明星照”,化妆味很浓,和本人平常的相貌也许并不相称。所以,最大的一张图片是画师画的,为的是要反映出老A舞台下的相貌。这张图片很大,有一尺见方。在像上,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,天庭饱满,大包头,中分,脸型上方下圆,腮肉丰满,鼻子向前凸出,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。总的说,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,把老A视为“狗特务”,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两道横肉,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: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、刚毅的气质,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。我记得,王天木特使第二次到南京时曾向我们说起过老A这个人,说他因为当过演员,擅长装扮,经常改变相貌。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师增加了难度。但不管怎样,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,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不同。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,它让我明白了杨丰懋和老A不是同一人。

  通缉令的出现,使我不敢直接回家,怕出了什么事。我紧急约见林婴婴。我们去了单位,是在她办公室里见的面,她承认,杨丰懋确实不是真正的老A,但我们组织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情况。那么敌人怎么会知道呢?后来我们才明白,是王天木干的好事!他最近一直在南京,并且和周佛海勾搭上了。由于皖南事变在国内外造成极大舆论,给重庆政府极大压力,蒋介石一时不便再出手打击共产党。可“心腹大患”不除又不甘,重庆便很不要脸地玩了一招“借刀杀人”,暗中勾结汪伪政府,把他们掌握的有关共产党在华东各地的资料拱手送给了汪伪政府,让伪政府出面打击。这不失为一个高招,我们组织的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。

  我们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缉老A及其随从的“反特行动”中,老A的通缉令,经过反特处马处长的手被无限复制,四处传播,到处张贴。不过我认为它在追捕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,因为——照王天木的话说,老A擅长乔装,那么他一定将因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。我以为,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,其他都有些夹生,那一定是回忆者回忆不确切或者画师表达不到家造成的。既然这样,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(这样改变额头模样),就行了,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。

  对此,林婴婴不像我这么乐观,她指出,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,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观,“但鼻子两侧的‘肉八字’是不易改变的。”她这么说,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。但她又否认了,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。

  我问:“照片和那头像像吗?”

  她说:“蛮像的。”

  可能确实相像,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。作出决定是一回事,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,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,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,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。再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个古城,四周城墙环绕,城门就是出口,将城门把守起来,你只有变成一只鸟飞出去了。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,我们专门开过一次会,做过很多努力,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。最后想来想去,还是利用杨丰懋的地位和关系,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,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,陪他出国去了。

  这是十多天后的事,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。

  不料,我们悬起的心刚轻松下来,林婴婴又出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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